（一）
  
  我与Y君是在疫情前认识的。当时公寓楼要清理一批信件，她看到有中文的明信片，就将其留存下来，把这张从日本寄来的珍贵明信片递到我的手中。我们互相加了微信，过年会互相问候几句。
  
  一年前她将租来的公寓转租给女子A。 A是黑户（即没有奥地利合法身份，违法居住在当地的人），在维也纳做代购生意。她从国内收取客户的人民币转账，然后用人民币换取当地中餐馆及其他中国生意人手中的欧元现金，再通过欧元现金购买商品后邮寄回国内。整个流程不会留下任何消费欧元的记录，可有效防止政府的监控。在奥留学生每年需换一次居留卡，若非公派，则每次提交申请时都要附上存款证明，金额每年上涨，从2020年的13890欧元，提高到了现在每年16200欧元。Y君是自费留学，账上没有那么多的存款。而A有丰富的现金流，可为Y君提供资金证明，于是Y君就将房间转租给A，为A提供一个黑下来的稳定落脚点。然而好景不长，一周前，A把Y君告到了警局，认为Y君窃取了她放在家中的3000欧元。依据奥地利刑法，无论失窃现金金额为多少欧元，都可申请立案。Y君只能去警局配合调查，之后还要等待警方的传唤。在家中，A不断给Y君施压，要求还钱。Y君无计可施，来找我询问对策。
  
  我告诉她刑事案件的基础是证据，空凭一张嘴是不可能认定一个人犯罪的。A的证据明显不足。因为包上的指纹和盗窃之间并没有证据上的直接因果联系，证明力不足。在我用诸如“正义定会获胜”的观点做了一番短暂的演说总结后，她不再作声。短暂的沉默后，她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结束这个程序？和解是否可行？
  
  什么？和解？一个人被诬陷了，为什么要和解？应该勇敢地和对方做斗争啊！我刚才那番提振士气的话，就换来了一句“和解”，这令我有些不悦。问她缘由，答曰：近一个月要完成一部演出，是课程的作业，将于3月中旬公演，再加上有兼职要做，她实在没有精力来处理这些莫名其妙的糟心事了。
  
  “可你不处理这件事，它就会如影随形，你只能一直被动受她的摆布。你应该斗争啊，去争取主动出击，权利是斗争出来的，幸福生活亦如是”，我停顿了下，想起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陶醉在这些充满战斗精神的话里，期盼能为她提振士气，甚至还有些洋洋自得，“要不就请一个律师，虽说要花费一些钱，但他们可以为你代理几乎所有诉讼所需要的事项，你可以最大限度免受打扰，在专心生活的同时还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点点头，觉得自己的策略应当不错，期待地看着她。然而她对此也不置可否，只是不断重复自己如何倒霉，怎么摊上了这么个事儿，以及身体受此影响已经屡次向她发出警报。最最重要的是不想麻烦，想赶快了事。
  
  一来二去，我的耐心逐渐被磨没了，话也比刚开始少了些礼节，多了些生硬。“你既然已受到污蔑，唯一的做法就是反抗去斗争，否则你只会一直消耗时间和精力，被对方拖垮。经济利益和自己的清白是靠斗争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说完我才发现自己的话有些过了，就立刻住了嘴。她仿佛没有听出我的冒犯，只淡淡说：“谢谢你，我想自己再想一想，看看怎么做。但无论如何都要感谢你，你是正义的化身。”说完我们就分开了。看她渐远的背影，我心中有些不畅快，为什么被人诬陷，想到的不是斗争而是要低头求和解呢？
  
（二）
  
  两天后我接到了她的消息：已和解，她到银行取了3000欧元给了A，希望还她一个清静的世界。A同意和解的方案，并保证会去申请撤销案件。读完消息后我气得脑子嗡嗡直响：和解自掏腰包，那不就是承认自己就是小偷啊？！我赶紧打电话过去质问她为何那么做。
  
  她很平静，说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签了和解协议，协议中明确说明这笔钱不是赃款，而是结束这场纷争的费用。大家都是中国人嘛，一切以和为贵。
  
  “为什么？这样不还是你理亏，同时还损失了财产吗？可你本来就没有做这件事儿啊，你这样不就是让他们坐实了你莫须有盗窃罪名了吗？而且他们尝到了甜头，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去诬陷他人了！你就这样放弃争取正义的机会，让自己受到小人的践踏，你可真是太糊涂了！”
  
  “正义，你说正义？”她终于爆发了出来，隔着电话，我能听到她的歇斯底里，也能听到她眼里的泪珠。“这世界有正义吗？你说有？好，那你看看正义在哪里！我家几个月大的小狗，去年被一个偷狗贼抱走了。我们后来找到了他，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人赃俱在。公安机关告诉我们会处理，但到最后不了了之。那个狗贼直到现在还牵着我们家的狗在我家附近大摇大摆地散步。连一只小狗都索要不回来，你说我能相信正义吗？这个世界就没有正义。这件事情也一样，正义会让一个没有盗窃的人每天被无限骚扰吗？实现正义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我只想要一个正常生活啊！如果我去伸张正义，那我的生活怎么办？难道我要放弃手里的一切事情，花费未知的时间和精力，只是去证明自己无罪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正义在哪里？没有正义。我只想用我的方式，让我尽快回到普通的生活中，不论代价是什么，只要让我回归之前的正常生活就好。我就想要正常的生活，不要正义，难道就那么难吗！？”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狗作为财务来看待的规定、学界的定义；又闪过了不争取正义向不公正妥协的危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还闪过了那些针对正义形形色色的解释。但话到了嘴边，我还是忍了下来。“我明白了，你是想要一个平静的生活。”
  
  “是的，这部剧的演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只想要把它做好。与之相比，其他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
  
  “对不起，我把我的想法强加到了你的身上。”
  
  “没有的事，你能花出时间来帮我写答辩状、帮我想应对传唤的回复，以及为我修改和解协议的内容，我已经感激不尽了。也许是你们专业的习惯要斗争，但我确实不想斗争，斗争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只想要回到正常生活。等这个破事结束了，到时候来看我的演出吧。”
  
  “那太荣幸了，我一定来。”
  
  后来听她说 A的母亲闻讯不久就赶到了维也纳，同A一起将Y君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砸坏了不少东西。但她依然不报警，继续忍让。几天后警局传唤了她，了解完全部情况后，很快就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案件。刚好在Y君演出前两天。据她说，A的生活圈子很杂，几乎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到公寓中进进出出。她觉得不安全，就想收回A的房间，这才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事件，遭到了A歇斯底里的报复。为何那么肯定？是因为后来双方谈的所有条件里，只要涉及A立即搬出合租的屋子的条款，A就坚决不同意。所以，与其说是A想让Y君赔钱，不如果是A想通过诉讼和司法手段来拖住Y君，为自己多住上一段时间创造条件。
  
  案件撤销当天，Y君大病了一场。此后她带病坚持演完了整部剧。该舞台剧主题是“曲折”，道具、肢体语言、队伍的阵型无一不充满曲线的元素。每一个作品的完成度都很高，获得了观众热烈的喝彩。特别是Y君。她出演的节目是所有演出者中最多的，而且无论是单人、双人还是多人节目，都需要有极高的熟练度与默契才能完成近乎完美的演绎，由此可见她投入之深。当她的节目完成以及谢幕的时候，获得的全场欢呼声最为响亮。看着一个东方面孔在异国得到那么强烈的支持，想着她能在多个不利因素打击下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很令人动容。祝贺Y君！
  
（三）
  
  Y君的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不小的触动和反思。
  
  一方面，不要用自己的专业视角去傲慢而轻率地评价他人的行为和选择。在和Y沟通时，看她不断求和的态度，我非常不满意，心中常常嘀咕：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肆无忌惮违法犯罪的人，与你们这些总在寻求妥协的人，脱不了干系！正是你们这种屈从的态度，放纵了不公。然而实际上我的想法才是充满了偏见。我将这些不怎么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人视为法盲，视为法治建设的绊脚石的同时，却忽视了法治的环境的建设，除了守法与用法，还有诸如立法，司法，执法等不同的层面的相互配合。而我轻率、肆意地把破坏法治这样的帽子安在他们的头上，把所有责任归于他们头上的做法，极不负责。其实换个角度，Y君也可以因为我听一些“没有音乐性”的音乐，来说明音乐之不进步，就是因为喜欢“烂俗”音乐的人，给垃圾音乐提供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温床。这种片面归结原因的做法，无论放在哪个专业，都不应当发生。专业隔阂需要用包容和善意的沟通来抹平，而非相互指责。
  
  另一方面，价值的先后顺序是个人的选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作为一个外人，不应对他人的选择横加干预和指责，否则这就是对他人自由的干涉。比如对Y君来说，最重要的是平静、安宁的生活，以及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艺术的世界中。但我却用自以为第一优先的“正义”，强行凌驾于她的自由意志之上，以致对她的需求产生误判。这其实也是现实中许多冲突发生的根源——我们自以为自己了解他人，其实所了解的不过是经过自我化后的他者，我们把自己的需求强加给了这个“伪他者”，却自信这就是真实的他者。若客观的他人与我们主观创造的他人不一致，我们往往会陷入震惊、失望甚至愤怒之中。类似“你简直不可理喻”“你怎么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话语，多半就是因为客观的他人与自创的主观他人不匹配的结果。因此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应建立在克制自己对他人的想象之上；应当抛开我见，看见真实的他人。只有这样才会心平气和地走进他人的世界，与他人共情，从而理解、甚至支持他人的价值主张，而不是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认可的东西一股脑强制他人接受。这种强制会让我们走向思想的专制，成为自己思想世界的暴君，最终远离自由的本质。
  
  专业知识的使用，始终应是温和的姿态，用建议的方式和他人沟通；而面对自己时，则要一丝不苟，严格且严肃。换言之，专业知识是是一种向心力，是自律而非他律或律他的知识；它是自我进步的助推器，而不是傲慢的资本，更不是强行让别人接受自己价值观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