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文件夹时又发现了一篇七年前的读书札记，也完整收录到本站。现在看来，问题还是不少，特别是没有引用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原话，以及综合其他人的评论和批判。这确实是当时读书没有随时做笔记摘录的习惯，导致读完文献后只能凭自己的记忆和理解来转述原文。这样会遗漏一些来自作者的关键性论断，片面理解甚至曲解作者的原意。
  
（一）
  
  本书是一部偏向于认识论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全书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论述了中国学的研究中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同时也兼顾了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背景的交代。第二部分在于反思，第一个反思是对津田学说在现代中国研究中理论价值的反思，第二个反思是对于日本“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的反思。第三部分是作者从张之洞和刘锡鸿两个近代人物的视角，反思和质疑当前流行的“洋务—变法—革命”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第一部分是全文的理论点，重点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的近代。沟口首先对竹内好为代表的“超近代”思想提出质疑和批判。他认为竹内好这一代人在经历日本的战败后，一方面希望日本能够突破近代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越欧洲近代的“非欧洲”的亚洲，然而由于竹内好他们的近代观无意识中依旧套用的是欧洲“先进—落后”的角度，所以他们并没能达到自己立论所要达到的目的，只能是在固有的体制之内言“已经突破体制”，这是荒谬的。他说，竹内好认为，以先进为目标的日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后进性和缺乏主体性；而中国从“败北的自觉”中，即对自己的后进性出发而达到了谋求再生的主体性的近代。这样的“超现代”，实际上并未跳出“先进—落后”的框架对他的束缚。

  接下来，他没有急于抛出观点，而是提出问题，为什么竹内、西藏顺等人会持这样的观点。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沟口思考和创作的源泉。他认为是日本在战后希望能够保持近代的日本，近代的超克或批判就与眼前亟待解决的课题联系在一起，所以无法摆脱西方近代的标准模式。

  那么，究竟该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中国呢？应当是一种脱离欧洲标准的角度，通过中国来看中国自己。具体来说，就是抛开“守旧—洋务—变法—革命”以及“西方文明的冲击”这样的看法。通过回归到中国本身，特别是明朝和清朝末期以前的历史，从政治经济思想诸多方面的变迁，看到内在的变化。他认为“先进与落后”，并不只是看生产总值的数字就能说明的。中国近代的历程，不应当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冲击”的承受者的历程，而应当反过来将这一过程看成是“旧中国”蜕化的过程，中国并不因为蜕化后的再生就不再称其为中国。这个比喻生动的比喻了他的态度。接着他论述了中国古代封建的含义和生民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为之后即将论述的怎样以中国为方法做铺垫。这个部分很有启发，甚至在阅读之余我不得不惊叹沟口作为一个日本人竟能将中国的思想根源挖得那么深。
  
  第二部分的前半部分，沟口提出了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以中国为方法和怎样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他认为之前西方以欧洲近代为标准的史观束缚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使得评判标准一元化，多元化受到抑制，西方的霸权仍在史学界蔓延。于是才以中国为方法，把中国和世界都作为世界的构成要素之一，然后戴上中国这副眼镜来看欧洲，批判以往的世界。然而，日本国内却一直达不到这样的研究水准，不是因为研究水平不高，而是因为研究者没能意识到自己与研究的对象距离太近，妨碍了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因为问题意识来源于对“异”的认识，只有在差异中，才会有对比后的提问，进而深度挖掘差异的根源。而要这样做，差异必须建立在主体的独立之上，也就是说，不能以一种主文化和由它产生的亚文化之间的差异来比较，而应当是完全独立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即使二者有主和亚的关系，也不能因为同源而否定独立，否则那样的中国学将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所以，“真正的中国学，不应当被消解于内部，而应当超越中国学，即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
  
  沟口受到津田学说极大的影响。津田认为世界应当是多元化、包含亚洲的世界，而非所谓的欧洲一元化世界，在看待中国时，“要把中国看作一个单独的世界，这也意味着把日本看作一个单独的的世界”，这里可以看出沟口理论的源流。
  
  他在检讨日本中国学为何达不到法国支那学那样深入文化根基的认识之时，提出了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没有把宋明学作为一门外国学来研究，使得国内研究依旧无法摆脱视中国为正统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于明治以来的学科制度划分不合理，它将汉学分成了哲学、文学、语学三门课，而三个专业在平时的交流中多半是内部交流，缺少和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流互动，缺少了学科上的创新的动力来源。看到这儿，不禁让我把目光回到现在的法学教育。现在研究生阶段，学校给专业学生开出了“专业书单”，一两百本专业内经典著作的名字让人眼花缭乱，可是细看，基本都是法学相关书目，顶多有政治学的经典，而鲜有史学、社会学、文学方面的的书籍，自然科学更是没有。专业课的设置很重要，可是，失去其他学科支撑的法学只会像日本汉学一样，即使做的再精细，也只能停留在某一阶段无法前进，成为“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样的法学，也会因为无法深入到文化现象或社会、经济现象之中挖掘到理论的新材料，最终成为“没有法学的法学”，成为一种空谈。
  
  “儒教复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成为一股潮流，沟口对儒教的剖析分类使我耳目一新。他把儒教分为：1）礼制，2）哲学思想，3）政治、经济思想，4）领导阶层的责任理念，5）学问论、修养论、道德论、教育论，6）民间伦理，7）共同体伦理，8）个人伦理。他认为从民国到“文革”，打倒儒教一直都是文化运动的中心课题，但是要注意到，这里被打倒的仅是7）共同体伦理（宗族的父权伦理）和8）个人伦理（孝悌伦理、五伦等），而不是作为政治、经济思想，即以“公”、“均”为基础的儒教。这个分类解开之前我对近代知识分子看待儒家思想时的疑惑，因为儒家思想自近代以来被批判、打倒了那么多次，为什么在现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总是还能隐约感到儒家思想的影子，而且有时这个影子还会实体化，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是存在多个方面的，被打倒的只是跟不上时代的内容，而其他方面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所以才会感到儒家思想在现代并未离我们远去。
  
  第三部分沟口为了证明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重大的积极意义，质疑或者反抗“洋务—变法—革命”这一阶段论的模式，选取了近代张之洞和刘锡鸿二人作为出发点和论据展开论辩。他在这部分中关于康梁和张之洞分歧的分析写得十分精彩。他认为张之洞之所以反对民权，是因为民权会造成权力的下放和分散，地方自治权强大以后会影响到中央统一的权力，从而给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可乘之机；而从康梁来说，他们强调民权，重在强化地方自治，削减中央集权的影响，以此来推进新政的改革，即使国家有所损失也可以接受。张之洞目睹了自鸦片战争来列强的凶恶嘴脸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对康梁的空想不满；而康梁则是没有经历过这一痛苦的阶段和认识，闭门造车，空凭一腔热血和理论就试图改变中国，所以批判张之洞是保守的顽固分子。他从两个代表人物的生存时代和政治阅历入手，从二者对瓜分中国的认识，客观分析了各自的优劣得失，回归历史、回归时代、回归人物经历的历史研究方法让我受益匪浅。
  
（二）
  
  以上是我对本书所做的一个简单的梳理，另外，还想补充一点自己的想法。
  
  以前在高中接受的是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这样的史观或历史研究方法，虽然会把人的目光聚焦到人民群众的历史，把眼界拓宽，不再仅仅看到“帝王将相”的历史；但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将历史或历史人物以阶级作为标准来划分，本身就带有了价值判断，让我们从开始就戴上了有色眼镜看历史，甚至有时为了得到与结论相印证的观点而不惜由论而史，让历史成为“被需要的历史”，这些是与历史的客观性相违背的。
  
  之后上大学，有一段时间我接触到了严复以来民国时期盛行的在现在也占有一定市场的进化史观，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和陈衡哲的《西洋史》都充满着浓郁的“进化”味道。这种历史观建立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看似是对自然发展状态的历史反映，然而却包含了一个极为危险的预设：强者因为有能力，所以是领跑者，而弱者因为自身不行，只能朝着强者奔跑的方向追赶。强者在前面，可以定义弱者，可以对弱者采取措施；而弱者不行，为了不让强者欺负，只能努力向前，追赶上强者甚至超越强者，才能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否则就永远无法摆脱被骑在头上的悲惨命运。这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史观之所以在中国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的引进，正好符合当时中国人被列强打败后寻找失败原因时对自己的悲观预设，它成为了解决民族劣势的救命稻草，从而产生了裂变效应，并持续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
  
  其实静下来细想，进化史观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首先是对“强”的定义粗浅而单一，即“实力”或“拳头”，这样的丛林法则在一个动乱的社会能够得到认可，但是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很少能够得到采纳；其次，进化史观有个理论缺陷，它催促人们不断向前，可是，“前面”是一个有尽头的“前面”吗？如果有，那这个尽头是什么？如果没有，那前进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是进化史观无法解决的问题。
  
  沟口的史观令我耳目一新，醍醐灌顶。他的史观认为历史应当回到历史的客观性，拋除所有预设，回归到历史人物，将研究回到历史当时的背景，从此情此景来对人物说的话、做出的决定进行分析，这样才不会受到现有的价值评判左右，才能最大程度还原历史。这也是将中国作为方法的前提。
  
  我的疑惑也在这里。我能够理解沟口先生对于用怎样的角度看中国的论述，也就是能够理解他的认识论。可是，沟口先生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世界为目的”的认识论，我就不是很能理解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仔细体会他的这一方法，可还是没能够体会到这一认识论的实际运用。孙歌在后记中说道：“《作为方法的中国》不能单独阅读。这部著作的认识论的独特性只有在结合了沟口著述中经验研究的主要成果，尤其是他晚年所初步完成的关于中国思想史整体构想加以理解之后才能呈现出来。”既然这样，那下一步就是通过整体阅读来把握了。对于沟口思想的整体把握，我将在整体阅读完成之后提交一份更为详实的读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