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染上个坏毛病，说话必须要找到论据支撑才踏实。时间长了，不仅限制了自己多角度表达观点的能力、打击了即时表达的积极性，还影响平时和他人的沟通。换句话说，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个书呆子了。这是我前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东西的最主要原因。

  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大谈论据对书面表达的重要性。当时想批评滥用引注增加文章篇幅的行为，同时也想对抗互联网造谣的风气，所以我认为标出观点的来源很重要，是真诚交流的前提。然而，这种对引用的极度自信给我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首先，书面和口头表达都变得越来越啰嗦。引注是为了真诚地说明自己想法的来源，让言论有据可查。但引经据典需要时间和空间，是有语境的。这种语境多集中在学术、科研、严肃写作等方面。但生活和互联网多半是即时的，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结论。对一个想要拍照的人来说，他需要知道的是如何操作相机开始拍照，而不是相机的发展史或者大师对好照片的评判标准。这种学术的思维开始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无论口头还是书面，总想要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整，或者要将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罗列出来才觉得心安。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啰嗦，抓不住重点，增加沟通成本。

  其次，对言之有据的过度自信，让我逐渐走到教条主义的陷阱中画地为牢。我凭借言之有据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认为只要自己有依据，他人就要无条件服从，因为我背后站着的论据是出自“权威”之口。以前我很烦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但前段时间我竟然就是自信满满的实施者，现在想来真是荒谬。

  和好友合译一本书，对引注的格式没能达成一致。我极其傲慢地把两个所谓的“权威观点”摘录了出来，后面附上两篇文章的链接发送给他，一副正确得无法辩驳的自信模样。但实际上，引注的格式在不同领域、出版标准中存在差异，大家观点不一致很正常。这种企图借用“权威”之口来压制不同观点的行为，与在对话中介绍某种观点，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让第三人取代自己闯入对话，用外部权威打破对话者的地位平衡，迫使对方向权威屈服；而后者是在转述的过程中将权威解构，只陈述观点，保证对话双方观点的独立性。前者发展到极致，会将对话从私域转化为公域，变成一个“谁更有权威”的比较游戏，背离对话的初衷。这种说话方式极具挑衅意味，因为它天然就暗含了褒贬的属性，极容易加剧对话双方的矛盾。所幸朋友没有计较我的这种傲慢，采纳了我的观点。现在想来，真挺愧疚的。引用不应是权威蛮横干涉沟通的工具，而应是实现自由意志的基石。

  往后一段时间，我再也不随便写东西，因为总觉得观点不成熟，需要继续阅读，找到更多的权威观点来支撑自己的想法。可是，每天的话题都在变化，如果不及时记录，旧观点就会被新想法覆盖。于是，我将一个个话题记录下来，然后开始检索相关书籍，寻找支持我观点的言论，让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把每个感兴趣的话题都当成一篇论文来写，哪怕每天能多出24小时也未必能完成。一个个我曾雄心勃勃想要论证的话题被搁置，要看的书越积越多；可我时间有限，根本就处理不了那么多的文献。唯引用论和有限时间之间的矛盾让我越来越拧巴，越来越无法下笔。最终，我没能写下哪怕一篇不成样子的文字。是的，没有一篇。

  在此期间，我读了些鲁迅的文章，也读了王小波、阿城、汪曾祺、高尔泰等人的文字，他们的观点也不是绝对的严谨，甚至存在谬误，但是他们的人格魅力透过文字喷涌而出，不断散发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我慢慢发现自己真正的谬误所在。文字本来就是一件极具个性化的表达，它真实地记录着我们书写时的心境。或许它可能存在局限、偏见甚至是谬误，但这种真实才是文字最本初的价值。我随时引经据典，实际上就是害怕自己的观点“出错”，想要竭力找到各类权威来为自己背书。这样即使我犯错，也可以把责任推到这些人的身上，从而保住自己的周全。归根结底就是虚荣心在作怪，想把自己打造成不会犯错的“圣人”，极不真诚。此后，我开始记录即时观点，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行，只求真实。日常对话尽量做到抓重点，少说些无关紧要的废话，尽量将别人的话转述为自己的话。这样一来，每天在面对诸多信息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而且减少废话，降低直接引用的攻击性，日常和他人的交流也顺畅了许多。

  上面所述，并非证明引用是错误的。相反，真实的引用是我们写文章的底线，不得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去编造或歪曲引用的内容。但也不能将底线拉到一个过高的位置，否则它会让思想僵化，阻碍创新，让人成为本本主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