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搜索“课题分离”，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指向了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然而当我读完阿德勒的几本代表作后，并没有发现“课题分离”这样的术语，也没找到类似的表述。此后我又读了岸见一郎和古贺史健合著的《被讨厌的勇气》，才发现“课题分离”是两位日本作者创制的概念，实际和阿德勒的心理学观点有很多不同。

（一）

  在阅读阿德勒之前，心理学类的专著我只看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和《性学三论》。他的理论一言以蔽之：世间的问题都是性在冲动和压抑之间对抗导致的。他甚至还专门为性冲动创立了一个新名词——”力比多“（Libido）。这理论存在很多漏洞，逻辑单一，论证全凭猜测和臆想，特别是他早就预设了行为与结论之间的关联，无法证伪。我看他的书常感到不适，感觉他就像一个打着科学名号的神棍，将世间万物都塞到“性“这个小小的盒子里：梦见钢笔是因为性冲动被抑制了，因为钢笔又直又硬，和男性生殖器类似；婴儿喜欢吮吸，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有对性的渴望；最离谱的，与数字3相关的事件也与性有关联，因为3和男性的睾丸形状相似！看到这里我就想把书合上了，要不是因为他的名气那么大，我也不会捏着鼻子让自己坚持看下去。如果弗洛伊德创立一个宗教的话，那世界的主宰一定是一个”性神“，所有人都执行着性的律例。

  我想，要是仿照弗洛伊德的逻辑，那我也可以创立自己的理论，成为一代精神分析大师。既然他一切归于性欲，我就将一切归于食欲。我认为，世界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食欲与饥饿之间的对抗导致的。食欲我也取个专业术语，叫“美味多”（Meverdo）。如果说婴儿的性欲还难以证明的话，那食欲可是实打实的经验，肚子饿了就哭是理所当然的，谁都不会置疑。人有焦虑，是因为美味多受到了压抑，或是工作太忙吃得太随便，或是环境变化后不习惯当地饮食等原因导致的。

  美味多会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比如性生活不协调，就是因为美味多受到了压抑导致的。如果吃到了向往的美食，填饱了肚子，美味多不再受到压抑，人就变得轻松自然，性生活自然就顺畅而和谐。经常做噩梦的原因是害怕吃不上饭，美味多被恐惧压制了，以后睡前稍稍吃点东西，压力就会减少。数字0和美味多有很强的关联，因为0很像鸡蛋和面包，如果你的很多选择与数字0有关，就要留意自己的美味多是不是受到了压抑。

  依此类推，我也可以归因于金钱欲，创造“钱多多”（Moneydo）；也能归因于对名誉的渴望，创造“名誉多”（Honordo）；还能归因于求知欲，创造“想法多”（Thinkdo）......只要保持这种单一的归因逻辑，就能无限循环下去。这正是弗洛伊德理论最大的问题——忽视世界的复杂性，将其简化为一条线，妄图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诠释所有现象，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不同的现象经过同一逻辑解释之后，结论都是同质的，那这样的世界还有必要分析吗？披着科学的外衣，内核却是近乎宗教单向逻辑的决定论，这是我反感弗洛伊德理论最主要的原因。

（二）

  读到阿德勒，就会有种“如听仙乐耳暂明”的畅快感。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弗洛伊德过于离谱，以至于一个正常的理论看起来也在闪闪发光，散发着无限的魅力。

  阿德勒开创了个体心理学这一学科，主要关注个人的成长全貌，探索其性格与疾病的成因，通过社会化来完成正向的调整。人们把他和弗洛伊德、荣格并列为现代心理学三巨头。他的主要著作有：《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自卑与超越》(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儿童教育心理学》（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以及《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虽然最有名气的是《自卑与超越》，但我认为阿德勒的集大成之作还是《理解人性》，因为它最系统、最全面，案例也更多，最易于理解。译本有好几种，我觉得陈刚、陈旭翻译的版本不错。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展开：自卑情结、补偿机制、个人对优越感和权力的追求，以及社会性是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套目的论的解释体系。

  阿德勒认为，人们所有行为的背后，一定有目的作为动因，有的明显，而有的不易感知。因此，面对一个患者，首先要做的是观察其行为，从谈话中勾勒出其行为模式。然后以此为依据推测其现有表现原因，但要避免简单的生理性归因。比如说，一个人健忘，不能简单归因为一种疾病或遗传导致的问题，而是应该全面了解患者的成长经历和生活习惯，找到其行为的目的，才能下定论。用阿德勒的话说，“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所有精神现象都可被看成是为了一个确定目标所做的准备。”

  为了准确找到行为的动机，需要探索人的自卑补偿心理。自卑人皆有之，因为人人都会遇到自身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而所谓自卑补偿机制，就是人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以回到此前的精神状态的过程。有人解决问题后，重新回到与自我相处的平衡点上；有人排斥这一过程，对问题听之任之，逃避补偿机制；有人则尝到超越他人的甜头，试图改变和他们的关系，享有支配的权力。阿德勒指出，无论哪种结果，都体现出“人们的行动就是在自卑与超越自卑的过程中循环”。

  然而，通过言语和行为来判断动机是片面的，还需从人生的成长路径来整体把握。在阿德勒看来，童年是解开人们行为密码的钥匙。一个人幼年时的经历，往往会因为补偿机制影响他的一生。比如他的一个病人总认为自己能力超群，可以完成惊天的成就；但只要涉及实践，就会变得消极，找各种理由躲在家里不出门。经问询，发现他的家教严格，父亲总是在他的面前大谈光宗耀祖的意义，强调获得权力的好处，将学习成绩作为通向权力地位的媒介。于是，患者小时候总是憧憬着学习带来的超越地位，但又很厌恶上学、完成作业这些枯燥的过程。时间一长，他就学会了装病，给自己不学习找借口。面对父亲时，病痛可以让自己免责，而面对自己时，病痛又可以逃避学习的痛苦。于是他逐渐成为一个病殃殃的空想家，在想象的超越与实践的自卑中虚度光阴。

  阿德勒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如果过度强调优越性、过度与孩子强调出人头地的想法，极易让孩子受到优越感的束缚，让价值认同变得单一。在执行的过程中，孩子要么过度专注于成绩、忽视其他价值体系，要么没能战胜困难，在失望中郁郁寡欢。无论哪种结果，都会变得更加自卑、更加不自信，这样的心理状态会一直延续到成年，影响与他人的交往。

  因此在阿德勒看来，儿童教育具有极端重要性，值得家庭和社会投入最多的成本来呵护孩子的成长。他对儿童充满温情，花了很多篇幅分析儿童心理，呼吁家长和老师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比如他让人们用平等的视角来看待孩子，“在教育过程中孩子不听话，此时要做的不是将其当成教育对象，而是把他们当成主体，是和师长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成人。这样孩子不会觉得处于压力下，也不会觉得受到忽视”；再如，尊严不分年龄和贵贱，但践踏儿童的尊严会扩大其自卑心理，影响未来的成长，因此最为卑鄙——“对儿童的嘲笑和奚落与犯罪无异”。这些话，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振聋发聩。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石，阿德勒由此还推导出了女性主义观点。他认为，除了上述给孩子创造一个平等、有尊严、不过度追求优越感的环境外，父母之间也需要平等且互相尊重，否则任何一方的缺位都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严重后果。为此，他特别强调了家庭教育中母亲的重要性，“母亲的功能是发展儿童的社会感，儿童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以后的一切活动。”他由此倡议人们应当关注男女平等的问题，比如实行男女同校制度，从小就增进异性之间的了解；提供更多女性工作岗位，加深其社会参与度；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她们应是家庭的成员，而非男性的附庸；以及谨慎使用“男性气概”这类带有强烈偏见意味的词汇等。最终目的，是让孩子成长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环境中。他不仅延续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的观点，同时也为第二波浪潮的到来开辟了道路。

  随后，阿德勒指出，在发现患者的童年创伤及其行为的原初目的后，很多精神治疗师会犯一个错误，就是肆意评价患者，比如指责他们好高骛远，或者批评他们贪婪懦弱。这样的作法很傲慢，极有可能摧毁患者的信任，加重患者的病情。“（我们）无需指责原初目的，但可以指出具体操作时的错误方式。”这个主张给了我很多启发，它不仅适用于精神治疗，同样也适用于教育——区分目的与实现方式。在教育的过程中，很多师长会因为孩子的行为而否定其价值。比如说孩子想解出几何题，但是未掌握方法，师长看到几次错误答案就开始说孩子“不用功”“心思不在学习上”，指责孩子的动机。其实他们只需指出孩子的解题思路有问题，重新讲解就好，无需凭臆测去否认孩子的目的。

  阿德勒是一个社会论者，相信回归社会是解决人们精神问题的最优解。“人们有失败感，在于缺乏同伴感和社会兴趣，他们的关注点与兴趣只在自己身上......只有与他人互动，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自己的奉献，人们才会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对于悲观的人，需要训练他们的勇气，努力参与到社会的合作中来。”因此在他看来，精神治疗师需要帮助患者建立他们和社会的联系，激发其对外界的兴趣，最终有能力成为群体的一份子，回归社会。

  以上便是阿德勒的主要思想，如果用两个词来描述其特征的话，我认为是平等和同理心。他一直告诫人们下结论要谨慎，要尽可能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轨迹，要对他们的成长予以包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无论长幼贵贱，都应当是平等的主体，这是有效沟通的前提。他的理论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他是否夸大了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以及社会化是否就能解决所有的心理障碍，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无疑，他的理论充满了对人的关怀，充满了对苦难的理解与安慰，充满了对女性的尊重与对儿童的关爱和呵护，充满了对人类未来去向的思考，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因为他的理论，我终于发现心理学并非那些神神叨叨的臆测，而是本质为关注人的学科，与其他学科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值得用心探索。

（三）

  《被讨厌的勇气》是由日本作家古贺史健和心理学家岸见一郎合著的作品。全书采用对话体，通过年轻人与哲学家的对话，将阿德勒的思想在一个个问题或命题中展现出来。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多是借用阿德勒的名义来抒发自己的观点，呈现的内容早已和阿德勒的思想大相径庭，是“阿德勒思想的日本化”。他们以自卑情节为核心，重点关注人际交往中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阿德勒心理学最重要的特质是“勇气”，只要努力培养“获得幸福的勇气”，就能摆脱不幸。具体来说，这种勇气就是学会说“不”，能够应对他人的冷眼和嘲笑，微笑面对他人恶意。在东亚的文化传统中，拒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受制于人情、权力、利益、亲情等多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开口说“不”。这些关系常常伴有权力和传统道德的位差，低位阶的人受高位阶的人支配，说“不”的代价很大。职场和家庭是两个重灾区，时间久了，低位阶者的个性被不断抑制，心理问题就憋出来了。因此，他们才提出了“课题分离”的理念，“让干涉你生活的人见鬼去”，培养“被讨厌的勇气”。

  所谓课题分离，指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处理，人们应当各行其是，不要越界。“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而“被讨厌的勇气”，指向的是他人的评价：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他们的课题，我们不能将其作为自己的课题，否则就会受到控制，为他人的评价而活。

  如果熟悉自由理论，就会发现“课题分离”的本质其实就是自由的界限问题——一个人在行使自由的过程中不得干涉他人的自由。然而，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采纳“课题分离”的说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自由的概念比较抽象，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极为丰富，即使人们在术语上达成共识，也很可能因理解的差异而造成分歧；而“课题分离”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人们理解起来不会产生分歧，便于理解和传播。其二，自由是解释的工具，它能告诉你为什么，但无法指导你怎么做；“课题分离”则是一套完整的实操逻辑，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同时还指导人们如何去做。其三，“课题分离”解决了个体行为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强的个体中心主义，是对集体主义叙事及很多传统价值的反动，在压抑个体性的环境中更易引发人们的共鸣。因此，人们可以结合自身经验快速理解课题分离的含义，定位问题后迅速做出应对。

  谈及人际关系的结构时，作者认为阿德勒心理学反对一切“纵向关系”，提倡“横向关系”。纵向关系意味着权力的位阶，人们的语言会充满评价与褒贬， 矛盾和烦恼就会随之而来。因此，要建立平等的横向关系，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学会“鼓励的语言”，不评价他人。最典型的“鼓励式”语言就是“谢谢”，因为它不涉及评价，看待他人时使用的是存在标准，而非行为标准——“人在听到感谢时，就会知道自己对他人有贡献。”比如，看完孩子的表演后，比夸奖或批评更好的，是对孩子说“谢谢”，感谢孩子的辛勤付出和表演，让他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不因表演评价的好坏而受到影响。

  作者关于感谢的意义触动了我。在中国，很多人并不善于表达感谢，他们要么认为多说无益、行胜于言，用自以为合适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要么就认为感谢是“见外”，是一道墙，让人变得疏远，对感谢嗤之以鼻；更有甚者，因为其他们长辈或领导的身份，认为对后辈或下级表达感谢是丢脸、失去威严甚至是可耻的行为，即使心有感恩，也依旧面若冰霜。可是，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说出来，而不是让别人去猜，否则，猜测会带来无尽的想象和误解，引发矛盾。有时一句真诚的谢谢，或许比自负的评价或者金钱的报偿更有意义，因为“谢谢”肯定了他人的存在，将人当成了目的。

  综上，《被讨厌的勇气》一书实际上是借阿德勒心理学之名，行传播自由与平等理念之实。它未必完全忠实于阿德勒，却处处体现对个体的重视，回应了当代人对边界与尊严的渴望，这或许是它能大卖的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上述三种观点路径不同，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将目光投向具体的人，充满人性的温度。它们未必完美，却始终强调对个体的尊重与理解。正是这种温度，让我愿意走进心理学，继续探索、阅读与思考。

  

参考书目：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学三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4月；
  3.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11月；
  4.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5.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儿童教育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2月；
  6. 古贺史健、岸见一郎，《被讨厌的勇气》，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4月。